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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亚洲主教团协会（FABC）全体大会将于7月20日至26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，本届大会以“共议同行的归依肩负在亚洲成为桥梁与搭桥者的使命”为主题，可谓恰逢其时。

“搭建桥梁”（bridge-building）这一理念，已与教宗方济各紧密相连。他多次呼吁基督徒要“搭建桥梁，而不是筑起高墙”，强调恐惧与排斥绝不能成为基督徒作见证的基础。

教宗方济各于2024年访问印度尼西亚时，便生动诠释了这一精神。他赞扬印尼传统价值观“互助合作”（Gotong Royong），认为这种长期塑造当地社会生活的合作精神值得珍惜。他也特别提及连接雅加达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（Istiqlal Mosque）与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“友谊隧道”（Tunnel of Friendship），称其象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能够忠于自己的信念，同时选择以对话与合作取代猜疑与对立。

然而，这一愿景并非始于教宗方济各。

圣若望保禄二世于1999年发表宗座劝谕《亚洲的教会》（Ecclesia in Asia）时指出，与亚洲文化及宗教展开对话，是教会福传使命的一部分，并鼓励基督徒以坚定的信德和尊重的态度，与亚洲丰富的宗教和精神传统交流。教宗本笃十六世也同样强调，信仰是在理性的对话中成长，而非借助强迫或压制。

三位教宗共同指出，“搭建桥梁”并非一种外交手段或公共关系策略，而是福音精神的具体实践。

对话的传统

自1970年成立以来，亚洲主教团协会一直推动所谓的“三重对话”：与亚洲文化对话、与亚洲宗教对话，以及与贫困者对话。这一愿景指出，在亚洲，福传工作的成果并不主要取决于制度或资源的强弱，而是在于能否建立以信任、尊重和团结为基础的人际关系。亚洲各地教会领袖也以不同方式实践这一精神。

在泰国，弥格尔（Michael Michai Kitbunchu）枢机积极促进与佛教团体之间的友谊；在印度，奥斯瓦尔德（Oswald Gracias）枢机长期推动跨宗教对话；在印度尼西亚，依纳爵（Ignatius Suharyo Hardjoatmodjo）枢机与不同宗教领袖密切合作，证明忠于信仰与彼此合作并不矛盾。

在韩国，金寿焕（Stephen Kim Sou-hwan）枢机于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成为备受尊敬的道德声音。他开放教会设施，让民主运动人士使用，同时坚持以和平方式推动改革。在菲律宾，辛海梅（Jaime Sin）枢机于1986年“人民力量革命”期间，运用教会的道德影响力，引导社会实现和平转型，降低流血冲突的风险。

马来西亚已故安多尼（Anthony Soter Fernandez）枢机同样是杰出的典范。他深受不同宗教和族群人士尊敬，坚信宗教对话不是对信仰的妥协，而正是信仰的体现。他积极参与1983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佛教、基督教、印度教、锡克教及道教协商理事会（MCCBCHST），推动国内各主要非穆斯林宗教团体之间的理解与合作。

今天，缅甸的貌波（Charles Maung Bo）枢机持续在冲突中呼吁民族和解；而塔格莱（Luis Antonio Tagle）枢机则因以聆听、谦逊与陪伴为核心的牧灵风格而广受肯定。虽然这些教会领袖所面对的环境各不相同，但他们都坚信：教会往往不是在筑起壁垒时，而是在成为桥梁时，最能发挥其深远的影响力。

每一天都在搭建桥梁

“搭建桥梁”的精神不仅限于跨宗教对话。亚洲教会最令人瞩目的特点之一，是其社会影响力往往远远超过教友人数所占比例。

在许多天主教友仅占少数的国家，教会透过学校、医院、社会服务及慈善事业，为所有人提供不分宗教、种族的服务，因此赢得社会广泛尊重。这些服务证明，教会的公信力并非来自人数优势或政治影响力，而是源于忠信的服务与诚信的见证。

事实上，许多最重要的桥梁，都是由普通教友默默建成：堂区义工组织跨宗教活动、修女照顾贫困弱势、教师教育不同背景的学生，以及在自然灾害后共同投入重建工作的团体，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桥梁精神。

在这个充满两极分化和彼此不信任的时代，教会的使命并不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，而是确保这些差异不会成为损害人性尊严、彼此尊重及和平共处的障碍。因此，亚洲主教团协会强调“搭建桥梁”，不仅是一项牧灵策略，更展现出教会应有的面貌：先聆听再判断；先陪伴再教导；先相遇再对立。

如果此次雅加达大会能够再次更新这一愿景，那么它不仅是在延续圣若望保禄二世关于对话的呼吁、本笃十六世倡导理性交流的精神，以及教宗方济各推动手足情谊的教导，也是在继承亚洲众多教会领袖如：金寿焕枢机、辛海梅枢机、貌波枢机、塔格莱枢机及依纳爵枢机以生命与使命所作出的真实见证。

在一个多元文化、多元宗教已成为日常现实的亚洲大陆，教会最具先知性的使命，也许不是站在分裂的一方，也不是要求别人独自跨越鸿沟，而是成为一座桥梁，以对话、谦逊与服务，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。